二
晉義熙六年(公元4l0年),經(jīng)歷了家居遇火之難的陶淵明寫下了言志詩《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此詩開篇即寫人生的感受: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從求自安?
在此,陶淵明更進一步把勤于隴畝的意義與人生面臨的重大問題聯(lián)系起來加以思考。這一思考在認識上顯然又是對"君子憂道不憂貧"這一人生信條思考的繼續(xù)和深化。
觸發(fā)這一思考的現(xiàn)實原因是陶淵明每況愈下的家境。其實,陶淵明家境的窘迫早在他39歲時所作的《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一詩中已透出消息:
勁氣侵襟袖,簞瓢謝屢設(shè),蕭索空宇中,了無一可悅!
由于此詩是直接寫給自己的從弟敬遠,因而,詩中縱然文辭或有夸張,亦當與實際情狀不致相距太遠。兩年之后,陶淵明辭去彭澤令,從此絕意宦途。官俸既斷,居貧之困可以說已成定局。義熙四年(公元408年),陶淵明舊宅遇火,生活頓入窮窶之境。貧,終于迫使陶淵明不得不正視謀食營生的實際問題。此時,出仕的所有努力和機會已被他主動放棄,躬耕便成為維持家計的唯一現(xiàn)實的選擇。這一選擇,對陶淵明來說,是被迫的,也是主動的;是理智的,也是充滿感情的,固窮守志的決心和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執(zhí)著,就此與躬耕自資的平凡生活緊緊地聯(lián)系了起來,而儒家"憂道不憂貧"中的"道",其外用的沖動在此亦表現(xiàn)為內(nèi)守的品格。這樣,在陶淵明的躬耕實踐中,貧道之間的關(guān)系被注入了新的內(nèi)容。
孔子原是生當禮崩樂壞的春秋末期,但由于士階層此時正處于形成的歷史關(guān)頭,急切的用世熱情和強烈的使命感,使孔子對士這一自己所屬的階層抱以極大的期待,"君子憂道不憂貧"的要求正是適應(yīng)了這一期待而作為一種理想精神被提出。當然,就憂道者自持的心態(tài)而言,他們又是將自己擺放在社會精英的位置上?鬃泳驮f過:"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3)因此,所謂"憂道"、"志于道"便成為了時代賦于"君子"的神圣使命,正是從士承擔社會責任的這一角度,孔子才把問稼的樊遲斥為"小人"。(4)但孔子并不是沒有意識到貧的逼迫問題,實際上,"憂道不憂貧"一語中將貧道并舉,恰恰表明孔子充分注意到了貧對士人追求和實現(xiàn)"道"所造成的沖擊和影響。他著意推崇顏回"一簞食,-瓢飲"之樂,正是希望士人以對道的擔當和擁有去消釋居貧的煩惱和痛苦。
相比之下,陶淵明持道的背景與孔子頗不相同。陶淵明是處于一個崇尚自由、玄風扇熾的時代,政治上的篡奪和殺伐使一意尋求避禍全身的士人極易形成隱逸的品格。陶淵明在元興二年前后對自己的角色定位,應(yīng)當說與此風尚不無關(guān)系。但是,陶淵明心目中選擇的理想人格是長沮、桀溺,這一點又使陶淵明與魏晉時期的一般隱士徹底區(qū)別開來。
在前述的《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陶淵明就明確的剖白過自己對此一選擇的認識:"即理愧通識,所保詎乃淺"。前句意謂自己不愿像時下所謂的"通識"之士一樣與世浮沉,所以稱"愧";后句"所保"意指什么,通行的陶集注本大多語焉不詳。古直《陶靖節(jié)詩箋》引用《后漢書·逸民傳》中龐公應(yīng)答劉表的一番話來說明陶詩"所保"的內(nèi)容系指被視為"人之巢穴"的"趣舍行止",(5)對這一解釋,筆者以為甚為允當。但就龐公的故事來看,其所以特別看重白己之所"棲"、自己之所"宿",目的主要是為了"保全一身",所以,他的出發(fā)點基本上是個人的。而陶淵明一意持守自己"所保"的行止大節(jié)卻有著貧道沖突的實際背景,因而,他的行為影響超出了個人,并直接關(guān)涉到對人的基本價值--道義的維護。陶淵明在《詠貧士》組詩中有意識地將孔子、原憲與黔婁、榮子期等人一并視作能"慰吾懷"的賢士,就很能讓人窺測到陶淵明隱逸背后的精神向度。以陶淵明的本質(zhì)性情論,他的確具有"愛丘山"、崇尚自然的天然稟賦,但細讀陶集,并揆之以淵明一生立身行事,我們又不能不承認陶淵明持據(jù)的一貫操守與儒家的仁義之道確有符合冥會之處。尤其是陶淵明在其一生貧富生死攸關(guān)的兩次重大抉擇--不為五斗米折腰和晚年堅拒檀道濟征召和粱肉賜予--中的表現(xiàn),最能揭示陶淵明固守的"精神底線"是什么! "朝與仁義生,夕死復(fù)何為"、"貧富常交戰(zhàn),道勝無戚額"(6)雖不是直接勾畫自己,但此中隱然投射出的感情是每一位閱讀這些詩歌的人都能感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