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晉安帝元興二年(公元403年)，兩度出仕之后隱居在家的陶淵明寫下了決心以躬耕隴畝為志的詠懷詩《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屢空既有人，春興豈自免。夙晨裝吾駕，啟涂情已緬。鳥歡新節(jié)，泠風送余善，寒竹被荒蹊，地為罕人遠；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復返。即理愧通識，所保詎乃淺。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長吟掩柴門，聊為隴畝民。（1）
自來論者言及陶淵明的歸隱原因，通常多是從作者的本質性情或者干進受挫、"猛志"難逞的角度加以解釋，而對陶淵明身處的居貧背景和心態(tài)與放棄"先師遺訓"的關系卻往往習焉不察，少有究及。筆者之所以特別關注《春懷古田舍》二首。就是因為陶淵明的這兩首詩第一次較清楚地表現(xiàn)出一種因應未來生活的心理準備和角色意識。此時，陶淵明雖已涉足農事，但尚未真正經歷勞動的艱辛，生活亦未完全陷入困頓，然而，瞻望未來，陶淵明在意識里已是將自己設定在隱者長沮、桀溺一類的角色當中。如果進一步聯(lián)系陶淵明在此前-些行役詩中表現(xiàn)出來的對長沮、桀溺"耦耕"生活的依依向往，我們完全有把握斷定，陶淵明此時對自己未來角色的定位和估計，并非一時之念。而是經由長時間思考的結果。
在孔子"君子憂道不憂貧"的語境中，君子所憂之"道"的涵義是什么，自來儒生的解釋非-，但幾無異議的是，其根本著眼點是在治平理想和邦國之事。
對儒家的治平之道和"大濟蒼生"的理想。應當說陶淵明并非全不在意。事實上。在陶淵明的內心一直蟄伏著一種世俗的渴望。這種渴望尤其在陶淵明中年以后的部分詩作中屢有言及：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
--《雜詩》(其五)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誰言行游近?張掖至幽州。
--《擬古》(其九)
但這種少年特有的豪俠英邁之氣準確的說只是保存在作者的記憶和幻想中。從情感的屬性看，它們更多是屬于少年意氣和個人想象里的東西。實際上，陶淵明一生在用世求進方面始終抱著相當現(xiàn)實的心態(tài)。因為，他十分清楚，在一個以門戶地望為好尚的社會里，以他自己乏可稱述的位望，欲在事功上有所建樹，這是萬難做到的事。雖然，陶淵明在《命子》一詩中也曾津津樂道于曾祖的譽績，但這只不過是親歷家道偃騫之后一顆失意的心靈在尋求精神上的慰藉。就陶淵明一生行跡而言，客觀的說，在他的心中從未真正形成建功立業(yè)的強烈熱情，為宦五年僅居掾屬佐吏之類卑職的經歷更進一步強化了他對仕途的疏離心態(tài)。他數(shù)度出仕，從根本上說，主要目的還是為了生計，（2）這也就是為什么陶淵明在為宦期間的全部詩作竟了無用世之意反而充滿了仕途倦意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