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語文》六冊課本中大約有150篇左右的課文，如果我們把它作為作文材料的話，那么，它已經(jīng)是一個巨大的“材料庫”了。
這些“材料”，既可以在內(nèi)容上“挖掘”它們，又可以在“形式”上模仿它們；既可以作議論性文章的論據(jù)，又可以作記敘性文章的構(gòu)思；既可以是“形似”式的克隆，又可以是“神似”式的攝取。
樸實的敘述，簡要的說明；慷慨的議論，真摯的抒情；精彩的對話描寫，細膩的心理刻畫；不經(jīng)意的細節(jié)，哲理性的故事等等，在課文中俯拾皆是。因此，用好身邊“最近”的課文也是我們寫作的重要環(huán)節(jié)。
從“香菱學詩”看作文三要素
比如《香菱學詩》，林黛玉在香菱向她求教學詩時是怎么說的呢？“既要作詩，你就拜我作師，我雖不通，大略也還教得起你。”
這句話，層層設防，句句進退自如，真不簡單，這正是林黛玉的說話“水平”，這也是曹雪芹筆下的那個林黛玉的說話“能力”。請注意“雖不通”、“大略”、“也”幾個詞語的內(nèi)涵和分量，這是林黛玉的謙虛？不是。是因為林黛玉是“老師”？更不是。是身份，是林黛玉在《紅樓夢》小說中的身份使她這樣用詞，使她這樣表達。再看，當大觀園里的“眾人”知道是林黛玉在教香菱學詩時，她又是這樣為自己“解說”的：“圣人說‘誨人不倦’，又來問我，我豈有不說之理。”
這句話很重要，我有我為人行事的標準。我教她作詩是圣人告訴我“誨人不倦”，這是林黛玉的理論依據(jù)，是保護自己的尚方寶劍。這“誨人不倦”四個字也是很有分量的，以此可以證明自己教香菱學詩的行為是有“出處”的，有“依據(jù)”的。教香菱學詩為何會遭到“眾人”的指責呢？一個“好老師”為何又要用圣人的言語來“推卸”、“證明”、“保護”自己的行為呢？
再說香菱，林黛玉首先要學詩的香菱具備這樣一些“基本”要素：“你只聽我說，你若真心要學，我這里有《王摩詰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讀一百首，細心揣摩透熟了，然后……。你又是一個極聰敏伶俐的人，不用一年的工夫，不愁不是詩翁了！”
注意這里林黛玉要香菱做到的幾個條件：“真心要學”、“揣摩透了”、“一年的功夫”。
然后，才寫了三首詩的香菱就迫不及待地說：“你看這一首。若使得，我便還學，若還不好，我就死了這作詩的心了。”
看來三個“基本”要素，香菱一個也沒有具備，看來香菱要做出“好詩”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還要作出更大的努力。
課文經(jīng)典例文是最好“范例”
僅從這樣幾組對話看，林黛玉與香菱的形象已經(jīng)是栩栩如生、躍然紙上了。在這樣的“大家庭”中，有著“主仆”關(guān)系的她們兩人，是不能“公開”、“公然”教詩、學詩的。這是一個很復雜的“主仆”關(guān)系。她倆這樣說話，是由她倆在《紅樓夢》中各自的身份、地位決定的，不是她倆之間的“教”與“學”的表象關(guān)系確定的。
其實在我們學習的課文中，這類“人物形象”塑造的經(jīng)典例子比比皆是。它們也是我們學習作文的最好“范例”。
又如，《未有天才之前》鮮明、應時的觀點和語言的藝術(shù)性和趣味性；《簡筆與繁筆》例證、引證的自然運用和辯證的分析說理。還有張大千的《畫說》朱光潛的《你為什么會感到愉快》等等都是我們寫作議論性文章的“最近”又是“最好”的依據(jù)和啟迪。
還有大量的議論性文章，眾多的名人名言，不都是我們作文的“最近”的例證和引證材料嗎？
如果我們能夠把每一次課文“閱讀”都當作作文學習，那么作文就不只是一次一次單獨的學習行為，也不是一次一次單獨的寫作練習了。它是一個“整體”，是一個“工程”，它化解在平時的每一次的課堂學習中，落實在每一次的課文閱讀賞析中。
建議把這五年上海高考作文題目作為“案例”，用“最近”的這些材料進行一次寫作的練習，你一定會對作者的“匠心”有所感悟，對文章的“精彩”有所發(fā)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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