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對立統(tǒng)一規(guī)律是“一國兩制”構想的哲學依據。對立統(tǒng)一規(guī)律認為,矛盾雙方除了相互對立、相互排斥、相互斗爭之外,在一定條件下還相互依存,共處于一個統(tǒng)一體中。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存在著尖銳的矛盾、對立和斗爭,當今世界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之間的斗爭,便是這兩種制度對立和斗爭最集中的體現。但是,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制度尚未垂死,社會主義制度也并未充分顯示出自身的優(yōu)越性,兩種制度的優(yōu)劣勝負未決,在這樣的條件下,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便可以并存,事實上它們正并存著。鄧小平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善于運用唯物辯證法的對立統(tǒng)一規(guī)律觀察、思考和處理問題,在思考如何實現祖國和平統(tǒng)一問題時,進行了獨到的運用。
第二,實事求是是“一國兩制”構想的思想依據,也是“一國兩制”構想的又一哲學依據。鄧小平同志一生最注重實事求是,他在提出“一國兩制”構想時同樣離不開實事求是。鄧小平同志曾經指出,“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應該“歸功于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用毛澤東主席的話來講就是實事求是”⑤。“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是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fā)的.這個實際情況總的說來就是:大陸和港、澳、臺廣大人民都盼望祖國和平統(tǒng)一,又都不愿改變各自現行的社會政治、經濟制度,不愿改變各自的生活方式。而能解決這一矛盾的唯一方式便是“一國兩制”。
第三,歷史上一國兩制的先例是“一國兩制”構想的歷史依據。筆者發(fā)現的歷史上的一國兩制共有4例:中國北魏時期的一國兩制(奴隸制度和封建制度)、美國自獨立戰(zhàn)爭以后至南北戰(zhàn)爭以前的一國兩制(奴隸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中國抗日戰(zhàn)爭時期末淪陷區(qū)的一國兩制(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和新民主主義制度)、新中國歷史上的一國兩制(開始是封建農奴制度與新民主主義制度并存,后來是封建農奴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并存,最后是新民主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并存)。為了說明這個問題,且選其中離我們最近的一例即新中國歷史上一國兩制的先例介紹如下。
從1951年10月西藏和平解放到1965年9月西藏自治區(qū)成立之前的15年間,西藏實行的是一制,除西藏之外的其他地區(qū)實行的是另一制,而且無論是西藏,還是除西藏之外的其他地區(qū),其社會制度在這15年間都發(fā)生過一次變更,使這15年分別呈現出兩個不同的歷史階段。
從1951年10月西藏實現和平解放到1959年3月西藏實行民主改革之前,作為新中國一部分的西藏,并未改變原有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簽訂的《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xié)議》明確規(guī)定,西藏現行的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和職權,應予維持,各級官員照常供職。該協(xié)議雖然也提出了“西藏的社會制度必須加以改革”,但是,由于西藏地方政府內一小撮上層反動分子頑固地維護野蠻的封建農奴制度和政教合一的僧侶貴族統(tǒng)治,西藏社會制度的改革因而極其限難,極其緩慢,沒有實質性的進展。毫無疑向,西藏這一階段的社會制度依然是封建農奴制度。
從1959年3月西藏實行民主改革到1965年9月西藏自治區(qū)成立之前,西藏的社會制度既不是封建農奴制度,也不是社會主義制度,而是新民主主義制度,說它不是封建農奴制度,是因為西藏實行民主改革以后,農奴和奴隸獲得了做人的權力,分得了田地和牲畜,自己的勞動果實也歸自己所有。說它不是社會主義制度,是因為西藏在廢除封建農奴制度以后,實行的是勞動人民的個體所有制,而不是社會主義公有制。1995年9月1日,《人民日報》為慶祝西藏自治區(qū)成立三十周年發(fā)表社論指出:“1965年西藏自治區(qū)的成立,掀開了西藏歷史的新篇章。在黨中央的領導下,昔日的農奴和奴隸成了新社會的主人,各族人民建立了自己的人民民主政權,走上了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這也清楚地表明,西藏在自治區(qū)成立之前的民主改革時期,還沒有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還沒有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說它是新民主主義制度,是因為當時西藏處于新民主主義社會。1959年5月6日,周恩來在會見蘇聯等11個國家的訪華代表團和駐華使節(jié)的談話中指出,西藏改革的前途是走向社會主義。這就清楚地表明,處于民主改革之中的西藏正在走向社會主義,即正在向社會主義過渡,顯然其社會制度當然只能是新民主主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