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初年,受社會變革的影響,“新舊并呈、中西雜糅、多元發(fā)展”,成為民國時期各種禮儀嬗變的主要特征。而這些所謂的社會風俗變革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時代變革的烙印,帶有明顯的政治變革的意義,F從下面的幾個實例來進行說明。
一、斷發(fā)改裝。清兵入關,有“剃發(fā)令”,在武力高壓下,漢族男子最后不得不屈服執(zhí)行,故而男子剃發(fā),被視為向清廷屈服的象征。而剪掉這一象征屈辱的“物件”,則稱為了革命的標志。
民國成立之后,孫中山先生認為要“滌舊染之污,作新國之民”,必須“斷發(fā)改裝”,方能體現體現于與舊制度和舊的思想觀念的決裂。劉志琴在《服飾變遷——非文本的社會思潮》一文中指出:“斷發(fā)易服是清王朝最忌諱的事,清初用暴力手段強制漢人剃發(fā)留辮,又豈能在清廷的子孫中斷送這一祖制。然而正是斷發(fā)易服成為點燃人民大眾反清斗爭的火種。……當革命的矛頭指向滿清統(tǒng)治的時候,斷發(fā)易服成為動員民眾支持革命最有力的召喚。”自清軍入關之后,強制漢人留發(fā)辮,使很多人認為“以夷凌夏”的恥辱,所以 “斷發(fā)易服”潮流發(fā)展到20世紀初已成為人們參加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決意推翻清朝專制統(tǒng)治的象征,此時的“斷發(fā)易服”不但具有文明、進步意義,還具有政治革命的含義。讓我們回到歷史中去探尋文明的腳步,1911年11月10日上海報紙刊登上海都督發(fā)布的《都督府告喻》,今摘抄數段,以見當時革命黨對于剪辮的態(tài)度:“結發(fā)為辮,乃胡虜之殊俗,滿清入關,肆強迫之淫威,使我同于胡俗,凡我同胞之乃祖乃宗,因此而受慘殺屠戮者,不可勝數!……今幸天福中國,漢土重光,凡有血氣者,莫不爭先恐后,剪去發(fā)辮,除去數寸之胡尾,還我大好之頭顱。而一般下流社會無智識之輩,猶復狃于積習,意存觀望……長此因循,殊非正體,且不足以表示萬眾一心渴望共和之至意。為此,出示曉喻,仰各團體苦口實力,輾轉相勸,務使豚尾悉捐,不惹胡兒膻臭,眾心合一,還我上國衣冠。都督實有厚望矣,望各同胞其各勉旃!”
二、文明婚禮的出現
新式結婚(即文明結婚),在清末已出現于東南沿海的大都會和商埠。新式婚禮畢竟是一種與中國傳統(tǒng)婚禮相沖突的禮俗,即使它在大城市部分知識階層的狹小范圍內流行,也受到了舊派人物的攻擊和社會各界的懷疑和抵制態(tài)度。關于這方面的情況,當時的報刊曾有許多報道。如1909年,清廷學部某郎以“現在都下結婚漸染歐習,動借自由名目,立異矜奇,實大為風俗之害”為由,請求“速定婚嫁之禮,以挽頹風”。舊派人物對新式婚禮中體現出來的“婚姻自由”觀念,更是極力禁阻:“南?h屬瀾石附近紳士老伯華等,因鄰近各鄉(xiāng)女子皆染有自由氣習,特聯赴縣署,呈請出示嚴禁。王令以‘男女婚姻,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豈能任聽婦女自由擇配。據稟前情,在女子固越禮逾閑,在父兄亦疏防失教,應候出示嚴禁。
隨著民國初年一些先進分子的吶喊和實踐,開始倡于都會商埠的“文明結婚”,逐漸向中小城鎮(zhèn)流傳,采納“文明結婚”的地域范圍和人員有了擴大。不僅沿海的大中城市中越來越多的人們舉行“文明結婚”,而且內地一些中等城市和縣城也出現了“文明結婚”的事情。然而,隨著辛亥革命的失敗,復古逆流泛濫一時, “文明結婚”受到舊派勢力的抵制和阻撓。與此同時,社會上一般民眾對婚姻自由觀念也多持觀望態(tài)度,很多人對新式婚禮和新式離婚等做法也比較反感。據天津《大公報》載:“蓋今之請求離婚者,多出于自由結婚之夫婦,鮮出于舊禮結婚之夫婦,夫婚既結于自由,必其性情相結合,可以偕老百年者,從前巧妻拙夫之怨已無自發(fā)生,何以歡樂未幾,輒賦終風,甚且數結數離,視夫如傳舍也……是以自由結婚、自由離婚,曾不如名自由姘拆之為當矣”。
三、放足運動
纏足是中國古代的一種陋習,即把女子的雙腳用布帛纏裹起來,使其變成為又小又尖的“三寸金蓮”。纏足危害之大,不僅嚴重損害了婦女的身體健康,也不利于子孫后代的發(fā)育成長。眾多的婦女由于腿足不便,被幽禁在家庭之內,難以走出家門,不可能使自身獲得解放。這危害國民體質,民族心理健康的纏足陋習,可謂20世紀初年的公害之尤,要求變革的仁人志士,莫不對這惡極無量的丑行,拍案而起,口誅筆伐。
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為掃除積弊,更新氣象,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社會條件。1911年10月19日,辛亥起義成功后的第9天,湖北軍政府即發(fā)布婦女放足的通告。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后,立即于1912年3月13日發(fā)布命令:“惡習流傳,歷千百歲,害家兇國,莫此為甚。……當此除舊布新之際,此等惡俗,尤宜先事革除,以培國本。為此令仰該部,速行通飭各省,一體勸禁,其有故違禁令者,予其家屬以相當之罰,切切此令。
放足運動到民國時期首先在大城市得到普及,在上海還成為新的時尚,《海上竹枝詞》就有這樣的詩句:“學界開通到女流,金絲眼鏡自由頭。皮鞋黑襪天然足,笑彼金蓮最可羞。”泰山東岳廟供奉的娘娘,泥塑金身,三寸金蓮,朝拜者多用自制的大腳錦鞋,換去娘娘的小腳鞋,“以娘娘實行放足,普告鉗制之婦女。”連菩薩都放了足,可見放足已經深入人心。在沿海和一些大都市,天足女郎、天足女孩成為時髦女性的美稱,風行一時。
通過上面的事例可以看出,民國期間的社會風俗習慣的改革不是簡單和孤立的社會現象,而是有著深刻的政治背景和目的。這些陳規(guī)陋俗在當時的革命者看來,其實都是封建勢力、封建思想的具體代表,革除舊俗,推行新的文明禮儀和風尚,既有利于社會的文明進步,又體現了于舊制度和舊勢力的決裂,是一種革命的行為。